打工日记·02|护士辞职:被教育无私奉献,我们却无法再忍受精神内耗

打工日记·02|护士辞职:被教育无私奉献,我们却无法再忍受精神内耗
图源自互联网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各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护理专业人士辞职潮;但对于国内而言,这股辞职潮在疫情过去后似乎仍然在持续。这揭示着护士们选择离去的原因不仅包括新冠疫情带来的额外疲惫,而更多的是护理职业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在抖音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护士站出来,解释了ta们为何辞去看似受人尊敬的“白衣天使”这一铁饭碗的原因。


“上夜班心慌,然后测心率130。”@小何同学 2024.3.19

“一年到头,熬不完的夜,考不完的试,考理论,考完理论,考操作,重复循环着。”@罗姑娘 2024.2.25
“一年到头,熬不完的夜,考不完的试,考理论,考完理论,考操作,重复循环着。”@罗姑娘 2024.2.25

29岁这年,我决定从三甲医院裸辞了。再见了。

在父母的眼里,护士是个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光鲜而亮丽;在亲戚朋友眼里,护士好就业、工资又高。是什么时候对这行耗尽所有热情的呢?如果说高负荷的工作、上不完的夜班、脱发、胃病住院,我都能接受;你猜测,让我裸辞的是什么?是精神内耗。

上班的时间里,我在琐碎的流程里内耗,在制度形式主义中内耗;频繁的考试、会议、学习、撑门面、内耗。是用时捧上天,用不到时踩到底的存在。用一夜无眠的夜班换一天宅家睡大觉,不规律的作息,熬不完的夜班,无望的晋升。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增加,每天都在消耗着我对生活的热情。我承认我是全方位地倦怠了,甚至陷入了一小段时间的抑郁。当上班把笑容都(上)没了,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原来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负面情绪远远超过偶尔的成就与感动。

我不想在最好的年纪,在这里迷失了活着的意义,并且弄丢了那个活波开朗、积极向上的自己;所以选择裸辞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的决定。是经历很多焦虑和挣扎,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很多鼓励和支持,然后才给了自己很肯定的答案。

从公立医院辞职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能干干,不能干就走。很多人想进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在我们国家最不缺的人,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应届护理毕业生,医院总能招到比老护士更便宜的廉价劳动力。招聘网站上一发招募信息,成百上千人都能涌过来面试,哪怕就招五个人。这让之前在职公立的我压力非常大,逼着我要跟其他人卷。每次理论考、操作考前都是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压力大加上熬夜,然后就一直掉头发长痘痘。当你终于卷赢了,付出的劳动力远远大于你应得的收入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不会被淘汰掉。

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在下了夜班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还要去参加理论考试?凭什么我要在休息天的时候,还要被叫回医院参加技能培训?凭什么我要被迫参加科室的才艺表演?就因为没有老护士愿意去吗?真觉得公立医院不太稀罕我们这种普通护士。仿佛护士就是最底层、最不值钱的。一段时间的抑郁之后,我果断选择了离职。

24岁的我,仅仅只工作了两年,便决定辞职跳槽、离开护理这个行业。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上熬人的夜班,再也不需要去开占用个人时间的会议和每个季度无情的理论与操作考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长辈,能在一个三甲医院工作是一个很可靠稳定的事。我不否认这个理念,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喜欢这个行业。不喜欢的理由,我想每一个护士都能理解。我想最常见的理由,便是自己所付出的和最终收获的结果并不能成正比。而且护理这份工作中,大家被PUA最多的便是无私奉献这四个字。而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干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职业本就是精神内耗,再加上不稳定的作息,时间久了身体都垮了。我不可能只为了所谓的稳定工作而去这样消耗自己。

曾经走过无数次的病房走廊

被安瓿瓶划伤的手指

夜班撞上大姨妈

PDA巡视

下夜班就心悸

于是夜班结束的曙光

往后再也没有APN

注:(i)移动护理PDA是一种便携式的电子设备,用于协助医护人员进行病人护理和管理。(ii)APN即高级实践护士。国际护士会将高级实践护士定义为拥有深厚的专科知识、复杂问题的决策能力及扩展的临床实践能力的注册护士。

我2024年离职了

这一年,我在不停反思

我还要内耗多久?我还能坚持多久?

这种管理制度下我真的开心吗?我学的这个专业技术我真的开心吗?

我的付出有成就感吗?

蹲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想

我真的决定好放弃这种荣誉和夸赞?

在所有人的惋惜和不解中

终于把所有的签完了,认真完成最后一个夜班

再见了蓝帽子

脱下这身衣服后是久违的轻松

今年走了太多人了,以后也许会更多

我们都知道原因,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本文文字均来自抖音视频。


工人有事,我们报道

我们收集一线工人的声音,呈现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劳动者生活;我们探究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体制、剥削逻辑,力求呈现劳动者的处境,看见来自工人的行动和抵抗。快手、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体是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采访劳动者、与工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通过文章和报道的连接,能使所有劳动者团结为一张巨网。我们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工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工人的声音最有力量!

劳动者筑起一砖一瓦,在一条条产线上铸造中国制造的奇迹。劳动本应该被尊重,现实中,劳动者被剥削、被边缘化,主流话语一边将劳动者塑造为卑微、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一边忽视、贬抑、打压劳动者的行动。我们希望在劳动者的世界中,重新看见劳动的价值,重建劳动者的尊严。

征集伙伴

如果你也对工人议题、劳动报道或工人运动有兴趣,想参与工事有料,欢迎直接写信联系我们: [email protected]


加入我们的社交媒体: Twitter | Instagram | Telegram

Read more

没有“乌托胖”,只有“窝囊费”:胖东来员工所背负的

没有“乌托胖”,只有“窝囊费”:胖东来员工所背负的

一:司法懒惰则冷酷合法 2025年10月间,“胖东来12年老员工未及时迎客被开除”的话题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得到了一定关注。事因是该员工在其所负责专柜理货时,未能按规定及时接待顾客。依据胖东来内部管理规定,此举属违纪行为,于是胖东来在2021年8月29日向该员工出具《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不服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于2022年4月14日由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在2025年10月引发舆论关注,实属一种“发现”:一个以优质服务、优厚待遇、优秀声誉著称的地方零售业龙头,忽然间展现出在这些美好形象背后严苛到残忍的要求,以至于长达12年的工作年限也无法从中挣得一丝余地。这种戏剧化的反差将胖东来的内部管理推到了前台,进入大众视野。 从劳动纠纷的角度来说,此事本身完全可以概括为“胖东来辞退违纪员工”。但话题发酵时却凸显了另外两条信息,其一是以12年工作年限确立的“老员工”身份,其二是触发辞退的具体违纪内容,即“未及时迎客”。正是这两条信息反映了舆论中的两种基本立场——同情员工遭遇,呼吁“通人情”的人性化立场;以及认可严格管理、服务至上的规范化立场。类似的案例在胖东来的管理中并非首见

过度纪律、模糊规则与失效的计件工资:不锈钢工厂内的生产矛盾

过度纪律、模糊规则与失效的计件工资:不锈钢工厂内的生产矛盾

2025年秋季,笔者在一间生产不锈钢管件的工厂里做了两个月抛光工,主要在手工内抛岗位。进厂前,招聘话术讲的是“计件多劳多得,熟练了收入很高”、“做得快月入过万,甚至两三万”;进厂后,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标准与质检在不同环节不断变化、规则模糊,导致返工循环不止;而计件工资把结算口径绑在“最终合格”上,等于把所有风险丢回给工人承担。为了让这套系统还能转下去,管理用更重的纪律、更封闭的空间秩序来压人——但这些控制并没有换来稳定产出,反而导致了集体怠工:工友们宁可拖计时、慢慢打磨、降低产量,也不愿遵从不存在公平标准、前景难测的计件工资制。 这次进厂经历凸显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矛盾:高标准产品原本需要稳定工艺与清晰规则,以及更重要的是需要工人对于自己劳动过程有自主控制权,从而才能在具体的生产情境去配合和灵活运用这些工艺与规则。但车间里实际运转的,却是模糊标准、返工循环与过度纪律;计件工资在这种环境下不但无法激励,反而失效,最后工人以消极怠工进行应对。 高洁净度的产品要求,不完整的生产线 这家厂位于北方某新兴工业城市,是该公司2024年前后投产的新设厂区。它生产的是超高洁净度不锈钢管件

电子厂四不干:一条链路,四种苦工

电子厂四不干:一条链路,四种苦工

一、什么是电子厂“四不干” 当我们讨论“电子厂”时,往往并不是指一个严格的产业链概念,而是指一类以装配、焊接和结构件加工为主的工厂,例如富士康、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联想等。这些企业主要位于电子产业链的下游,负责将上游已完成的电路板、芯片和结构件组装成各类电子产品。 电子产业是个极其庞大的整体,它包含了上游的硅晶、玻璃纤维板材等原材料制造,中游的集成电路生产、元器件封装、电路板制作(PCB)等工厂,以及下游的装配、整机装配、测试与包装,最终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飞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手机、电脑的重要部分。很多工人接触到的电子厂也都几乎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阶段,也是整个产业中劳动力最富集,工人待遇和工作环境最糟糕的部分。 工人抱怨最多的电子厂四不干是指印刷电路板(PCB)、表面贴装技术(SMT)、计算机数控加工(CNC)、流水线。从整个产业上来看,上游的基础原料(如金属、玻璃纤维等)进入PCB工厂,被工人加工成PCB板。PCB板进入下游的SMT工厂,

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不平等

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不平等

劳动人事争议,这些不公正如何去裁判? 劳动人事争议,是当劳动者与受雇公司产生不能解决的争端时,用来维权的法律武器。它包括从当事人和用人单位从调解到诉讼的全过程,网络上经常提到的“劳动仲裁”,则是在调解不成和诉讼之前必要的前置程序。根据全国人社局公布的数据,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各级仲裁委员会共受理129万案件,涉及145万劳动者,近三年的同比数据也连续上涨(来源)。这说明了劳动人事争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而它与劳动者权益紧密关联,也是就业环境的直接体现。 然而,在诸多案例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争议中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对等的。首先,双方的法律资源相差悬殊。普通劳动者对法律流程了解有限,在与用人单位拉锯,联系政府机构或法律援助帮助时会遇到阻碍、吃亏甚至被诈骗。反观用人单位直接掌握劳动者所需的证据,且通常拥有专业法务部门或律所资源,从纠纷开始到争议结束都拥有主动权。此外,程序衍生的各项成本对于双方也是不对等的。劳动者需一己承担其推进期间的劳力、金钱和时间消耗,作为单独个体经受抗辩的压力、迷茫和自我怀疑,更可能承受用人单位的恶意,甚至羞辱。即使程序完成,劳动者仍可能面对一系列难题,如用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