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广州康乐村与鹭江村区域（以下简称康鹭）至少有三位制衣工人在工位上因过劳倒下，被紧急送往医院（来源、来源、来源）。抖音视频显示，一名中年女工瘫倒在工位上，数位医务人员在旁紧急救护。发布者评论道“这就是服装人所谓的高工资”。工人累倒在制衣厂、被救护车送走，早已不是新闻，而是制衣工人们的常态。工人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是“自愿”加班累倒的吗？又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拼命？这篇文章试图理解，康鹭服装产业工人倒下背后是怎样的劳动条件、产业生态与剥削机制。

本文作者：随身听

本文编辑：橄榄

超长工时与身体劳累

“我做不到，我在制衣厂干了几年，活多的时候一天下来，脖子都抬不起来，有时候一抬头，能听到颈椎咔嚓一声”

“我也干了20几年，没干死就是把自己干废了，眼糊，肩周炎，腰疼，把人干废了”

“我每天都十几个小时，今晚发现小腿浮肿麻木，一按就一个小瘪窝”

超长工时以及随之带来的各种身体伤害，在制衣工人间已是公认的事实。广州康鹭制衣村以小型制衣工坊为主。制衣村工坊工人大多为临时工，工资一般按件计酬，做得越多就赚得越多。一些工人手快，另一些则依靠加班加点来维持数量。

有人在抖音上贴出自己的工作时间：早上9-12点（3个小时），下午1点半-6点（4.5小时），晚上7点-11点（4小时），加起来11.5小时。而这还是相对正常的工作时间，一些工人为了赶工，吃饭时间压缩到半小时，每天工作总时长达到15小时，凌晨1、2点才下班睡觉。为了多挣点，有的工人甚至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老板叫工人下班都不愿意”。

工时问题不只是单一工作日的加班问题，还包括连续多日的密集工作。制衣村工人往往正月初十或十五从家乡回到广州来打工，距离现在已经超过2个月了。在一则工人累倒的视频中，有工人留言称：

“年初十开工到现在还没有休息一天，这个月扫菲2.3万。干不完根本干不完。”

“我正月十六上班到今天一天都没休息过，两夫妻一起拿2.4万。”

这里提到的“扫菲”是服装行业一个术语，指的是扫描菲票上的二维码，目的是按件计算工资。菲票则是服装信息牌，类似衣服的身份证，上面记载了款式、尺寸、颜色等信息。以前菲票是裁床（裁剪布料）师傅手写的，后来变为条码式，再后来为了提高效率变成二维码，也更方便计算工人工资。每个月做多少，能赚多少钱，工人一下就知道。这种工资计算方法更即时、透明，但也让工人更直接感受到收入压力，无形中被推动着更“自愿”地加班加点，延长工时。

另一方面，近年来广州主要制衣区康鹭附近工价也在下降。根据工人发布的视频，每天早上7点，球场招工区（康鹭制衣村主要的临工招工区）就挤满了找工的工人（来源）。大量求职者也给了老板继续降价的底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每件以前可能8元左右的衣服就降到了6元左右。但服装加工行业每个衣服款式不同、耗的人工也不同，这让精准比较工价变化变得不可能。老板们见缝插针，变换着工价，想办法压低劳动成本（来源）。一些工人在愤怒之下将康鹭称为“低价村”、“失业村”（来源）。

除了工时问题之外，也有人认为饮食、居住也是造成工人累倒甚至去世的原因（来源）。服装厂工人为了节省时间，吃饭大多选择简易快餐。这些快餐每份只要7-10元，但是没多少营养或者过于油腻。而且工人吃得又快，容易引起消化问题。居住的问题则是城中村的普遍问题，房间狭小，许多连窗户都没有。长期高强度的劳动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营养，工人们的身体被透支，累倒在工位上。

一些主流媒体喜欢报道广州制衣工人工资高，日薪低于500元老板都招不到人（来源）。这是事实，但也只是一部分事实。高日薪的背后是工人没日没夜拼命工作。如果一天20小时换来500元工资，那么平均时薪也仅有25元，在一些电子厂也只是普通工价。

小单快返、赶单制、淡旺季

厌弃康鹭加班赶工文化的工人常会提到另一个地方，番禺南村。在番禺，同样是制衣，但鲜少有人过度熬夜，也没人累倒，虽然工资比康鹭低一些，但更合理。海珠康鹭村与番禺南村，两地劳动状况的差异与背后的产业模式深刻相关。

番禺南村大多服装厂（有一说是50%）为全球最大快时尚零售商“希音”（Shein）代工，根据番禺服装厂老板的说法，希音对供应厂商的要求比较高，一方面是要求正规化，希音要求必须有工商登记注册，不能生产、仓库和员工宿舍三合一，厂房至少1000平方米以上，并且不能有不签合同的日结工（来源）；另一方面是希音会对服装质量进行更严格的检查，如果不达标会退回工厂。最严格的A级希音货100件中只能有一件次品（来源）。也有工人提到“（希音）首单每件复查，超过2%次品全退，返单抽查，超过5%次品全退”。这两个特征都与康鹭的制衣模式有很大差别。

根据中山大学学生团队的调研《悬浮的中间状态——广州康乐村的散工们》（来源），康鹭区的服装作坊特征是小型同时快节奏，厂房面积小，有的近乎家庭作坊，一家服装厂内工人少，订单也偏小。好处则是康鹭的服装老板们可以接小型订单，快速反应服装市场的变化。一位康鹭服装厂的老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是‘小单快返’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全球制衣供应链里反应速度是最快的，这是城中村制衣厂的优势。12或者24小时以内即可出货。”（来源）

因为小单快返的“灵活”与“高效”，康鹭服装厂结合中大纺织商圈、沙河服装批发档口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把新款式的服装发往全国各地，再根据销售状况，由批发档口反馈到制衣厂进而调整生产。这样的生产模式导致康鹭的老板们偏好雇佣日结短工，而不是稳定的长工。在缺乏订单的淡季（6-8月），老板不需要支付工资维持工人团队。而在旺季，服装厂维持不间断的赶单状态，需要高效的工人。为了更快吸引高效工人，厂商之间相互竞争，有时也会抬高单价。但大部分时候，由于劳动力相对充足，长期的赶单拼量拼快反而会导致整体单价下降。曾有从康鹭搬去番禺南村的服装厂老板抱怨，在康鹭6.5元一件都抢着做的衣服到了番禺提高到8元却还是招不到工人（来源）。

自由而廉价的技术苦力

对于工人来说，这样的短工赶单模式有一定好处。因为订单结算周期短，工人可以确保拿到说好的工资，很少发生拖欠的情况。服装厂拿到订单后老板都是急着找工人，甚至会提出较高的工价以求得一位快手师傅，这让工人感到自己是技术工、是受尊重的。短工也让工人有一定的自由，上下班时间自己定，这一单做完不想做，想换家作坊也都不受限制。

但这也意味着缺乏劳动保障（来源），康鹭的作坊式工厂几乎都没有正式经营许可与注册，也当然不会给予工人劳动合同、社保。一旦发生工人累倒甚至身亡的情况，能不能拿到赔款就全看服装厂老板。在一则讨论工人倒下的视频中，有人留言称“汕头制衣厂去年死了一个工人，老板赔偿50万私了”，而下方一名康鹭的制衣工人则留言称“这里（康鹭村）应该不赔的”。

工人的累倒、长时间工作的痛苦，有时会被评论为“为了赚钱不要命”、“贪心”、“不注意身体”。仿佛这是工人的个人选择，咎由自取。但是，在“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下，一切生产要素都以快速招人、生产、出货为核心被组织起来。从抢工人的老板、一张张菲票、几十小时就需交付的订单到工厂内的车位与空间，以及整个康鹭片区的生活条件，无一不是为了满足“快”的需求。逼仄狭窄的空间、难吃平淡的食物、计件冲量的工资算法，每一项都在告诉工人，这里不是生活之地，赶快赚钱赶紧离开，你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制衣工人补上位置。

康鹭片区的制衣工人也曾因为自己技术好、做得快，或单纯觉得服装是个技术活，而感到自豪。但随着冲单量变得赤裸，精细的手工变成了粗糙重复的计件劳动，制衣工人们谈到“技术”时更多是落寞、愤愤不平：

“技术工人地位高，那为什么工价这么低，还不如普工，时间又长工资又低”

“我都不明白了，做衣服本来是技术活，却被做成了下力活了，干成下力活就算了，关键工资还没下力工资高”

“做衣服表面上是技术活，实际上是体力活要命活”

服装厂主要分为两种模式：整件和流水。整件指的是一个工人把所有工序都做完，流水类似工厂流水线，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一个工序，不过需要较大的单量流水才能跑起来。制衣工人通常向往做整件，因为工序多所以技术要求高，单价也会给得更高一些。有人说“整件的走遍天下都不怕，技术傍身饿不死”，也有做流水的工人会焦虑自己做了十几年却学不到东西，打算去学整件。

但近来这种学技术有保障的想法也逐渐被打破，一位整件制衣工人说：

“流水工人把一个工序做精做透把它做快……现在的衣服都是算有多少工序，把各个工序的价格加一下就是整件的工资单价，这有什么用。还不如学做流水，把一个工序做精做透，这样优势还大一点……十几年白白浪费了” （来源）

说白了，服装厂并没有青睐过技术工人，它们在意的一直都是衣服的生产速度和成本。在越来越需要节约劳动成本、加快效率的趋势下，一些厂甚至都开始使用了JIT（Just In Time）即时生产模式，力求把工序拆分到最小，让每个工人都可以不需门槛尽快上手。2023年12月底，康乐鹭江片区开始拆迁（来源）。大量的厂房开始清退搬迁。不久，康鹭将逐渐被拆除，失去了这里长期积累的社会条件，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恐怕难以为继。工人们未来会去向何处呢？较大型的制衣厂会更加去技能化，工人们进入这些工厂会变得更像普工。而许多当年来康鹭打拼的工人如今也不再年轻，他们连是否能留在服装行业都是个问题。

缝纫机肯定会继续轰鸣着，只是操作他们的工人不知将落脚何地……

（本文工人言论皆引用自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