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中环工人罢工抗议裁员

TCL中环工人罢工抗议裁员

10月16日起,天津、江苏宜兴的TCL中环员工爆发大规模罢工,以抗议工厂变相裁员,要求企业给予N+1的补偿。10月17-18日,两千余名工人在天津工厂门口、区政府部门等地聚集;宜兴工厂数千工人罢工,引起警方介入,多名维权工人被拘留。(来源)10月20日,多位天津罢工现场的工人称,已与工厂达成协议,工厂给予被裁员的工人N+1赔偿。

宜兴罢工现场,警方手持盾牌围挡住罢工工人

8月,TCL中环在天津、内蒙、江苏宜兴、宁夏等地的工厂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员,首当其冲的是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仅入职一个多月就面临失业。8月27日,宁夏工厂员工群一夜之间被解散,有90%的工人得不到工作安排,他们被告知要么离职要么停产待岗。选择被“离职”的员工仅能拿到一个月的工资补偿。工人如果选择待岗也只能拿底薪。一名宁夏工人讲述道:

“晚上全部打电话(要求)明天不用去面谈了,安排12天轮休。我估计是一直安排休息不排班,逼着自己离职。这样还不用赔偿了。”  
被裁员工的视频截图

因为底薪仅有最低工资,超长的加班时长下的加班费是TCL中环工人主要收入来源。工人描述在中环工作“8个月瘦了30多斤”,每天工作13小时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加班,许多工人仅能领取1980元的底薪。然而,中环似乎对八月的裁员仍“不满意”,之后不久停发加班工资、对工人随意罚款,九月仅工作三天,有江苏宜兴的工人说自己工资扣除各项费用、罚款后到手的只剩8元。工人说起罢工原因时解释到:

“这个公司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滥用权力(随便扣钱罚钱),不让员工上班”
“上班开最低保障,赔偿不愿给,工资也不愿给” 

正是如此变相裁员、克扣工资的行为引发了多地工人的罢工。

TCL中环主要生产单晶硅片、光伏电池,涉及半导体和光伏产业。2023年之前,光伏行业已面临产能过剩和出口限制问题,尽管连续亏损,但在政府扶持下继续扩张。2023年,政府收紧光伏行业的扶持,基隆、晶澳等大企业降薪裁员,部分企业的裁员比例高达15%-30%。其中基隆裁员1万人,大部分是刚入职的毕业生,同时该公司还加重对员工的管理和罚款。(来源

TCL中环的罢工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产业链在经济动荡下的深层矛盾。在政府政策调整和市场经济动荡的夹缝中,工人不仅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还被迫为微薄的权益不断抗争。这场罢工的结局也许只是暂时的胜利,未来更多类似的抗争或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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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给不了的,外面就会有吗?一代打工青年的出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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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关于年轻人“逃离工厂”的话题就会重新热起来。媒体喜欢讲那些成功出走、转行创业的故事,培训机构喜欢卖那些改变命运的课程,短视频平台喜欢推那些摆摊创业翻身的画面。但很少有人认真看下去,了解那些离开工厂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不是少数的样板,而是真实的大众。 本文作者在多家工厂有过亲历的打工经验,认识了许多在“出路”和“回厂”之间反复颠簸的工友。学技术的、开店的、跑外卖的、专升本的……每一条路都有人走进去,也都有许多人从里面空手走出来。 流水线给不了的,外面就会有吗?这一条条看似可能的上升的出路,为什么现实中总是十个人去走,九个人都走不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机率与努力的问题,而是真实的阶级问题。 我曾经在多个工厂中打工,几年间认识了许多年龄相仿的工人朋友。如今回忆起来,在认识的青年工人中,普遍隐藏着一种焦虑和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很多时候工友们只有借着酒劲才说出来: “再干下去我就废了,在工厂里和社会脱节”。 对许多工人来说,进厂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决定。有人曾在考公和进厂之间反复犹豫,最后还是走到了流水线前;也有人原本只想进厂短暂停留,攒一点钱就离开,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三四年。

打工日记·20|被命名的角色:花名制度下的劳动者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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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下旬,三只松鼠公司员工的“鼠系”花名引起广泛讨论。除了名称,该企业还有一系列围绕“鼠”的企业文化:员工办公区称为“鼠窝”,用的办公软件为“飞鼠”,线上客服和线下门店工作人员统一称呼顾客为“主人”等。尽管有员工对媒体回应称,“鼠系”花名不是强制规定,然而三只松鼠的“鼠”文化争议每几年就会被报道,被认为是贬低员工、“驯化”员工,22年就曾有文章在细数CEO章燎原创业发家史时写道: 章燎原定下两个“奇葩”原则: 1、所有的客服必须把自己当做小松鼠,称客户为主人。2、三只松鼠的所有员工必须以“鼠”为开头(来源)。 他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从不避讳,自称为“首席洗脑师”和“老爹”,以自己的“洗脑文化”为荣,“在三只松鼠,你就应该相信老爹相信的,老爹的信仰就是你的信仰,不要再去验证这个信仰对不对。当你成为信仰的时候,实际上员工的效率提高了,

打工日记·19|十首游子的回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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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过年前,抖音上总会反复响起这些歌:“回家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等我回家把酒言欢”。旋律一出来,很多人不用听完,就已经知道在唱什么。 我们整理了抖音上最常被打工人使用的十首回家歌。表面看来,都是在唱想家、回家、过年的渴望。可真正反复被唱的,其实已不是喜庆,而是纠结和痛苦。除了第一首还保留着节日的轻快,其余更多歌曲更是哀愁多过欢喜: “这一年到底算不算有个交代? 这年春节,到底该不该回家? 面子和钞票,我到底能带回去什么?” 现实是,很多打工人并没有赚到钱。回到家,不只是团圆,也常常伴随着比较、盘问和无形的压力。可不回家,又像是对父母、对孩子、对自己交代不过去。于是,回家成了一种矛盾,想回家感受温暖,但又害怕回家后是否真的如自己期待般。 家乡被反复唱成唯一的安放之处,像是所有委屈、疲惫和失败,最后都应该被带回去消化。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在这个时代,把所有温暖、尊严和像个人一样生活的期待,都压在回家这件事上,本身就太过残酷了。 也许真正该被问的,不只是“回不回家”

打工日记·18|同工不同命?外包岗上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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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或“外判”,在近几年来,毫无疑问成为了劳工界的热词,出现在劳务纠纷的新闻标题,办公室的工位旁,求职软件中,和劳动者的谈话里,外包的雇佣关系在成为越来越常态的现象。而外包究竟定义为何,又为什么在如今的劳务市场如此盛行? 公司把非核心业务承包给第三方的用工模式,大致可分为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两者合同性质不同,司法中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劳务派遣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岗位的派遣员工,交易“劳动力”;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也存在法律雇佣关系,当员工在派遣工作中受到损害时,用工单位负有赔偿责任。反之,劳务外包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项目的服务,交易“工作量”;只存在两者之间发包和承包的关系,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则没有法律关系。 然而在实际劳务市场中,“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况盛行。公司用劳务外包形式签订合同,却实行劳务派遣的直接用工管理,这使得它们可以降低日常用工成本,需要时灵活调整薪资和人员结构,同时规避法律责任。保证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增加灵活性,这些优势使得外包的用工模式得到企业的欢迎。 本文通过社交媒体观察劳动者在如此经济背景和法律环境驱动的外包环境下的感想和反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