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日记
“外包”，或“外判”，在近几年来，毫无疑问成为了劳工界的热词，出现在劳务纠纷的新闻标题，办公室的工位旁，求职软件中，和劳动者的谈话里，外包的雇佣关系在成为越来越常态的现象。而外包究竟定义为何，又为什么在如今的劳务市场如此盛行？ 公司把非核心业务承包给第三方的用工模式，大致可分为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两者合同性质不同，司法中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劳务派遣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岗位的派遣员工，交易“劳动力”；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也存在法律雇佣关系，当员工在派遣工作中受到损害时，用工单位负有赔偿责任。反之，劳务外包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项目的服务，交易“工作量”；只存在两者之间发包和承包的关系，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则没有法律关系。 然而在实际劳务市场中，“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况盛行。公司用劳务外包形式签订合同，却实行劳务派遣的直接用工管理，这使得它们可以降低日常用工成本，需要时灵活调整薪资和人员结构，同时规避法律责任。保证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增加灵活性，这些优势使得外包的用工模式得到企业的欢迎。 本文通过社交媒体观察劳动者在如此经济背景和法律环境驱动的外包环境下的感想和反应。一
专题分析
一：司法懒惰则冷酷合法 2025年10月间，“胖东来12年老员工未及时迎客被开除”的话题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得到了一定关注。事因是该员工在其所负责专柜理货时，未能按规定及时接待顾客。依据胖东来内部管理规定，此举属违纪行为，于是胖东来在2021年8月29日向该员工出具《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不服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于2022年4月14日由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在2025年10月引发舆论关注，实属一种“发现”：一个以优质服务、优厚待遇、优秀声誉著称的地方零售业龙头，忽然间展现出在这些美好形象背后严苛到残忍的要求，以至于长达12年的工作年限也无法从中挣得一丝余地。这种戏剧化的反差将胖东来的内部管理推到了前台，进入大众视野。 从劳动纠纷的角度来说，此事本身完全可以概括为“胖东来辞退违纪员工”。但话题发酵时却凸显了另外两条信息，其一是以12年工作年限确立的“老员工”身份，其二是触发辞退的具体违纪内容，即“未及时迎客”。正是这两条信息反映了舆论中的两种基本立场——同情员工遭遇，呼吁“通人情”的人性化立场；以及认可严格管理、服务至上的规范化立场。类似的案例在胖东来的管理中并非首见
专题分析
2025年秋季，笔者在一间生产不锈钢管件的工厂里做了两个月抛光工，主要在手工内抛岗位。进厂前，招聘话术讲的是“计件多劳多得，熟练了收入很高”、“做得快月入过万，甚至两三万”；进厂后，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标准与质检在不同环节不断变化、规则模糊，导致返工循环不止；而计件工资把结算口径绑在“最终合格”上，等于把所有风险丢回给工人承担。为了让这套系统还能转下去，管理用更重的纪律、更封闭的空间秩序来压人——但这些控制并没有换来稳定产出，反而导致了集体怠工：工友们宁可拖计时、慢慢打磨、降低产量，也不愿遵从不存在公平标准、前景难测的计件工资制。 这次进厂经历凸显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矛盾：高标准产品原本需要稳定工艺与清晰规则，以及更重要的是需要工人对于自己劳动过程有自主控制权，从而才能在具体的生产情境去配合和灵活运用这些工艺与规则。但车间里实际运转的，却是模糊标准、返工循环与过度纪律；计件工资在这种环境下不但无法激励，反而失效，最后工人以消极怠工进行应对。 高洁净度的产品要求，不完整的生产线 这家厂位于北方某新兴工业城市，是该公司2024年前后投产的新设厂区。它生产的是超高洁净度不锈钢管件
每到过年前，抖音上总会反复响起这些歌：“回家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等我回家把酒言欢”。旋律一出来，很多人不用听完，就已经知道在唱什么。 我们整理了抖音上最常被打工人使用的十首回家歌。表面看来，都是在唱想家、回家、过年的渴望。可真正反复被唱的，其实已不是喜庆，而是纠结和痛苦。除了第一首还保留着节日的轻快，其余更多歌曲更是哀愁多过欢喜： “这一年到底算不算有个交代？ 这年春节，到底该不该回家？ 面子和钞票，我到底能带回去什么？” 现实是，很多打工人并没有赚到钱。回到家，不只是团圆，也常常伴随着比较、盘问和无形的压力。可不回家，又像是对父母、对孩子、对自己交代不过去。于是，回家成了一种矛盾，想回家感受温暖，但又害怕回家后是否真的如自己期待般。 家乡被反复唱成唯一的安放之处，像是所有委屈、疲惫和失败，最后都应该被带回去消化。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在这个时代，把所有温暖、尊严和像个人一样生活的期待，都压在回家这件事上，本身就太过残酷了。 也许真正该被问的，不只是“回不回家”
“外包”，或“外判”，在近几年来，毫无疑问成为了劳工界的热词，出现在劳务纠纷的新闻标题，办公室的工位旁，求职软件中，和劳动者的谈话里，外包的雇佣关系在成为越来越常态的现象。而外包究竟定义为何，又为什么在如今的劳务市场如此盛行？ 公司把非核心业务承包给第三方的用工模式，大致可分为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两者合同性质不同，司法中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劳务派遣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岗位的派遣员工，交易“劳动力”；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也存在法律雇佣关系，当员工在派遣工作中受到损害时，用工单位负有赔偿责任。反之，劳务外包的特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特定项目的服务，交易“工作量”；只存在两者之间发包和承包的关系，派遣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则没有法律关系。 然而在实际劳务市场中，“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况盛行。公司用劳务外包形式签订合同，却实行劳务派遣的直接用工管理，这使得它们可以降低日常用工成本，需要时灵活调整薪资和人员结构，同时规避法律责任。保证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增加灵活性，这些优势使得外包的用工模式得到企业的欢迎。 本文通过社交媒体观察劳动者在如此经济背景和法律环境驱动的外包环境下的感想和反应。一
一：司法懒惰则冷酷合法 2025年10月间，“胖东来12年老员工未及时迎客被开除”的话题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得到了一定关注。事因是该员工在其所负责专柜理货时，未能按规定及时接待顾客。依据胖东来内部管理规定，此举属违纪行为，于是胖东来在2021年8月29日向该员工出具《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不服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于2022年4月14日由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在2025年10月引发舆论关注，实属一种“发现”：一个以优质服务、优厚待遇、优秀声誉著称的地方零售业龙头，忽然间展现出在这些美好形象背后严苛到残忍的要求，以至于长达12年的工作年限也无法从中挣得一丝余地。这种戏剧化的反差将胖东来的内部管理推到了前台，进入大众视野。 从劳动纠纷的角度来说，此事本身完全可以概括为“胖东来辞退违纪员工”。但话题发酵时却凸显了另外两条信息，其一是以12年工作年限确立的“老员工”身份，其二是触发辞退的具体违纪内容，即“未及时迎客”。正是这两条信息反映了舆论中的两种基本立场——同情员工遭遇，呼吁“通人情”的人性化立场；以及认可严格管理、服务至上的规范化立场。类似的案例在胖东来的管理中并非首见
2025年秋季，笔者在一间生产不锈钢管件的工厂里做了两个月抛光工，主要在手工内抛岗位。进厂前，招聘话术讲的是“计件多劳多得，熟练了收入很高”、“做得快月入过万，甚至两三万”；进厂后，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标准与质检在不同环节不断变化、规则模糊，导致返工循环不止；而计件工资把结算口径绑在“最终合格”上，等于把所有风险丢回给工人承担。为了让这套系统还能转下去，管理用更重的纪律、更封闭的空间秩序来压人——但这些控制并没有换来稳定产出，反而导致了集体怠工：工友们宁可拖计时、慢慢打磨、降低产量，也不愿遵从不存在公平标准、前景难测的计件工资制。 这次进厂经历凸显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矛盾：高标准产品原本需要稳定工艺与清晰规则，以及更重要的是需要工人对于自己劳动过程有自主控制权，从而才能在具体的生产情境去配合和灵活运用这些工艺与规则。但车间里实际运转的，却是模糊标准、返工循环与过度纪律；计件工资在这种环境下不但无法激励，反而失效，最后工人以消极怠工进行应对。 高洁净度的产品要求，不完整的生产线 这家厂位于北方某新兴工业城市，是该公司2024年前后投产的新设厂区。它生产的是超高洁净度不锈钢管件
一、什么是电子厂“四不干” 当我们讨论“电子厂”时，往往并不是指一个严格的产业链概念，而是指一类以装配、焊接和结构件加工为主的工厂，例如富士康、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联想等。这些企业主要位于电子产业链的下游，负责将上游已完成的电路板、芯片和结构件组装成各类电子产品。 电子产业是个极其庞大的整体，它包含了上游的硅晶、玻璃纤维板材等原材料制造，中游的集成电路生产、元器件封装、电路板制作（PCB）等工厂，以及下游的装配、整机装配、测试与包装，最终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飞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手机、电脑的重要部分。很多工人接触到的电子厂也都几乎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阶段，也是整个产业中劳动力最富集，工人待遇和工作环境最糟糕的部分。 工人抱怨最多的电子厂四不干是指印刷电路板（PCB）、表面贴装技术（SMT）、计算机数控加工（CNC）、流水线。从整个产业上来看，上游的基础原料（如金属、玻璃纤维等）进入PCB工厂，被工人加工成PCB板。PCB板进入下游的SMT工厂，
他们没有消失，只是没有进入统计表 毕业那周，朋友圈像一场盛装游行。彩带飘过，音乐停下，街道恢复日常的尘土。合影散去很快，问候减慢，已读不回成了新的礼貌。行李箱滚过校门，谁往北，谁向南，谁先回家里，谁多留一晚，只有各自知道。 许多人选择把时间推迟一点。先把校徽收好，再把学生证放回抽屉，告诉自己暂时还算在校园的边上。一天被切成小块，早上投简历，中午看公告，下午刷岗位，晚上潜入各个群。信息越滚越快，脚步反而拖住了。有人把自己放进等考的队伍，有人站在等待工作的队伍，有人留在家里把门轻轻关上。三条路并不平行，会并拢、会交叉、会绕回头；今天的身份，明天可能就不一样了。 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1222万人，增长43万（3.6%）（教育部预测），较2024年的1187万增长约5.3%，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23-2025年累计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往届生可能超过5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岗位将面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竞争。 岗位池本身也在悄悄变小。以互联网行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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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电子厂“四不干” 当我们讨论“电子厂”时，往往并不是指一个严格的产业链概念，而是指一类以装配、焊接和结构件加工为主的工厂，例如富士康、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联想等。这些企业主要位于电子产业链的下游，负责将上游已完成的电路板、芯片和结构件组装成各类电子产品。 电子产业是个极其庞大的整体，它包含了上游的硅晶、玻璃纤维板材等原材料制造，中游的集成电路生产、元器件封装、电路板制作（PCB）等工厂，以及下游的装配、整机装配、测试与包装，最终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飞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手机、电脑的重要部分。很多工人接触到的电子厂也都几乎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阶段，也是整个产业中劳动力最富集，工人待遇和工作环境最糟糕的部分。 工人抱怨最多的电子厂四不干是指印刷电路板（PCB）、表面贴装技术（SMT）、计算机数控加工（CNC）、流水线。从整个产业上来看，上游的基础原料（如金属、玻璃纤维等）进入PCB工厂，被工人加工成PCB板。PCB板进入下游的SMT工厂，
劳动人事争议，这些不公正如何去裁判？ 劳动人事争议，是当劳动者与受雇公司产生不能解决的争端时，用来维权的法律武器。它包括从当事人和用人单位从调解到诉讼的全过程，网络上经常提到的“劳动仲裁”，则是在调解不成和诉讼之前必要的前置程序。根据全国人社局公布的数据，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各级仲裁委员会共受理129万案件，涉及145万劳动者，近三年的同比数据也连续上涨（来源）。这说明了劳动人事争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而它与劳动者权益紧密关联，也是就业环境的直接体现。 然而，在诸多案例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争议中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对等的。首先，双方的法律资源相差悬殊。普通劳动者对法律流程了解有限，在与用人单位拉锯，联系政府机构或法律援助帮助时会遇到阻碍、吃亏甚至被诈骗。反观用人单位直接掌握劳动者所需的证据，且通常拥有专业法务部门或律所资源，从纠纷开始到争议结束都拥有主动权。此外，程序衍生的各项成本对于双方也是不对等的。劳动者需一己承担其推进期间的劳力、金钱和时间消耗，作为单独个体经受抗辩的压力、迷茫和自我怀疑，更可能承受用人单位的恶意，甚至羞辱。即使程序完成，劳动者仍可能面对一系列难题，如用人单位
他们没有消失，只是没有进入统计表 毕业那周，朋友圈像一场盛装游行。彩带飘过，音乐停下，街道恢复日常的尘土。合影散去很快，问候减慢，已读不回成了新的礼貌。行李箱滚过校门，谁往北，谁向南，谁先回家里，谁多留一晚，只有各自知道。 许多人选择把时间推迟一点。先把校徽收好，再把学生证放回抽屉，告诉自己暂时还算在校园的边上。一天被切成小块，早上投简历，中午看公告，下午刷岗位，晚上潜入各个群。信息越滚越快，脚步反而拖住了。有人把自己放进等考的队伍，有人站在等待工作的队伍，有人留在家里把门轻轻关上。三条路并不平行，会并拢、会交叉、会绕回头；今天的身份，明天可能就不一样了。 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1222万人，增长43万（3.6%）（教育部预测），较2024年的1187万增长约5.3%，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23-2025年累计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往届生可能超过5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岗位将面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竞争。 岗位池本身也在悄悄变小。以互联网行业为例，
* 风雨中： 干坏一块料，老板说要罚一万四，有几个人敢干？我一个月才挣多少？ （2025.8.1） 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不少诸如此类的控诉。当机器或工件在工人手中意外损坏，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句“操作不当”的简单定性和一张直接扣在头上的高额罚单。 然而，在许多类似的工人自述中，我们逐渐发现这些意外的背后可远不止个人失误这么简单。“机器比我有脾气”、“保机器还是保自己的手？”、“夜班打瞌睡，程序输错了。”这些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矛盾：在追求效率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以其微薄的薪资，承担着与回报远不匹配的压力和经济与人身风险。 由此，我们将从一线工人的亲身经历出发，试图揭开这所谓“违规操作”、“个人失误”的标签，追问这些意外的根源是否在于不稳定的机器、缺失的检修与培训、压榨式的管理、以及一个将工人逼向极限的系统本身？ 事故之后：罚单、羞辱与工伤 当车间传来一声异常的巨响，没有对工人的关切，没有对事故原因的总结，而是一张直接扣向操作者的罚单。机器损坏的瞬间也是经济、人格与身体的三重冲击的开始。 首当其冲的是让普通工人难以承受的经济
"学徒工"这一结合传统师徒文化与契约受雇的称呼，广泛存在于CNC（数控机床加工）、电工、厨师、修车、理发等要求大量操作经验的岗位。招募平台上，"包吃住"的学徒工岗位也不在少数。 事实上，在职业训练的语境中，“师徒制”是种历史悠久的技艺传承与关系模式，且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有极大的转变。 简单说来，在旧社会，师傅多是拥有特殊技能的个体从业者，作为雇主聘用及招收学徒，教授技能的同时占有徒弟的劳动成果，甚至有决定徒弟的人生命运的权力。这些“雇工”出师后，则可能与师傅在行业内形成竞争关系。直到近代，改开前的国企里，技术工人的工资按照熟练程度划分等级，师傅往往是技术等级较高的工人，徒弟是新进工人。即便所教徒弟的等级超过了师傅，也不会对师傅的工资、工作造成影响，师徒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或者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除了大量技艺已自动化、专业证照化，导致许多行业的师徒制式微外，大部分师傅只是”师傅工”：师傅与学徒工同为现代组织化劳动关系下的企业雇工，学徒出师后也更多是与师傅在企业内部竞争，师徒只是称呼，并不存在以往的师徒”
我进了一个厂，把我搞到看显微镜的地方了，10个小时不停的看，干得我眼花，眼疼的都是血丝……刚才吃完饭后头晕模糊，感觉快要瞎了…… @万辞王 强哥（十年进过三百多家企业） 2024.12.31 工厂生产的人力体系中，最好的岗位众说纷纭，但最累、最"不能做"的岗位中，显微镜操作岗永远榜上有名。这些岗位要求工人长时间高度专注地工作，注视并挑出透镜下微米级的瑕疵。 看似单调平常的要求，实际上正日复一日侵蚀着工人们的眼部健康。视力不可逆的损伤、眼球变形凸出、慢性偏头痛、皮肤斑块，甚至猝死在岗位……显微镜岗的"恶名昭彰"，并非流言，而是无数工人的亲身经历积累而成。 显微镜背后，隐藏着被遗落的工人职健困境：工人们具体在承受怎样的职业伤害，又是否能被法律认定为工伤？企业又在多大程度上负起了职业卫生标准的法律责任？为何还有工友留在显微镜岗，任由健康日夜劳损？ 多补贴、多招女工的劳动岗位 哪些岗位在看显微镜？ 工厂中，大部分需要看显微镜的岗位，都属于检测类工作。
乍听起来，无尘服意味着干净、保护、规范，使用无尘服意味着良好的劳动保护。然而很多工人却在“拒绝”无尘服，这与无尘服本身的设计、使用环境、使用过程中管理失当，和使用场景中其他劳动保障的缺失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对无尘服的拒绝背后是对恶劣劳动条件的无声抗议。 无尘服，又称无菌服、无尘衣洁净服，防静电服，是一种常见于生物制药、食品、半导体微电子、光电、石油天然气化工、油运和煤矿等行业的工作制服。通常由聚酯纤维、尼龙或静电纤维组成，其主要作用是保护生产环境的清洁度，比如，在电子产品制造的过程中，由人体产生的微小的颗粒或细菌可能会污染产品，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无尘服的特殊材质使得其可以过滤空气中的颗粒和细菌，保持生产环境清洁度，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无尘服也起到保护工人健康的作用，在诸如生物制药、石油天然气化工、煤矿等粉尘或超细纤维较多的工作环境里，无尘服也可以起到隔绝粉尘通过呼吸、汗液和皮肤被工人吸收的作用。 这听起来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可以保证生产环境清洁度和产品质量，又可以保护工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无法接受无尘服呢？在抖音和快手的工人自述和直播招工
图片中的这张深圳杰科电子有限公司离岗证来自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张离岗证可能来自2000年代初期。虽然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离岗证”对于许多年轻的工人来说并不是过时的老物件，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工厂的管理制度、存在于基层流水线工人的日常生活中。 打工三十年：城市的控制似乎放松了，工厂的控制仍在变本加厉 在90年代后开始的打工潮中，农民工一脚踏进城市，迎面而来的是“暂住证”、“寄住证”，没有证件就没有合法身份，随时可能被驱赶、收容，甚至在收容过程中遭殴打致死。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 三十年后，城市治理表面上松动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暂住证取消，流动人口的制度性门槛逐步放开。不少一线、二线大城市也逐步放宽了户籍门槛，仿佛真的欢迎进城打工人留下来。虽然我们也都知道，城市官僚们真正想要的是年轻的劳动力，新的制度也更偏向有学历的人群。但至少，城市看上去是更自由了，“融入城市”这个概念也变得更为隐秘了。 但与此同时，工厂内部的控制却依旧延续着，甚至还变本加厉。 在抖音上，一位九十年代就进电子厂打工的老工人发问：“以前流水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上厕所，喝水拿离位证，拉长，组长顶岗
2023年12月，立讯精密斥资约人民币 21 亿元 (合 3 亿美元) 收购和硕在中国大陆全资子公司昆山世硕 62.5% 的股份，意味台资和硕将进一步淡出大陆苹果制造业务，而立讯精密则进一步壮大其苹果代工业务。截止当前，立讯是行业公认的“果链三巨头”之一。 据中文科技网7月报道，过去五年（2020-2025）的时间里，苹果与立讯之间的业务不减反增，往来规模增长了5倍，立讯为此扩建了9家工厂，创造了近10万个工作岗位。北京商报同月报道，“2024年年报显示，（立讯）公司营收达2687.9亿元，同比增长15.9%；归母净利润为133.7亿元，同比增长22%，业绩延续稳健增长态势。 而在这“创造10万个工作岗位”“扩建9家工厂”“业绩延续稳健增长态势”背后，是否有人关注到交出一个个产品，做出这一分分利润的工人群体呢？财报上光鲜亮丽的业绩数字背后，工人的劳动又是否被看到呢？2020年、2021年，昆山世硕频频转出“人事粗暴，发证迫使员工弯腰捡证”
“离职了也没有好起来，对职场有了更多的恐惧”，“总觉得大环境不好，哪个工作不难干，忍忍就好，可是有毒的环境对人的影响真的是毁灭性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涌现的倾诉，指向一种隐秘却广泛存在的痛楚：原生公司创伤。它并非指短暂的职场压力，而是个体在职业生涯早期，尤其是初入职场或第一份工作中所遭遇系统性贬损、权力倾轧或价值否定后，留下的持续性心理伤痕。这些创伤如同顽固的幽灵，盘踞在受害者的神经反射、行为模式乃至自我认知里，在下一份工作的对接中、在日常生活的瞬间、甚至在梦魇里无声复现。当“裸辞几个月后吃饭时突然闪回被霸凌场景而丧失食欲”或“在新环境也难以卸下由创伤所塑造的应激状态，仿佛与任何组织都格格不入”成为大量劳动者的共鸣，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个别领导的恶行，个别公司的病灶，还是整个劳动结构与权力生态催生的必然之恶？而当制度性保护缺位时，背负着这些伤痕的劳动者，又该如何在生存与尊严之间寻找出路？ 创伤诞生：权力碾压下的崩塌 第一份工作就遇到领导极其无能，热衷于骂人和pua，每天不管干什么都要被骂。焦虑到一被领导安排工作就脑子空白、手抖喘不上气来，每天晚上失眠只能靠吃药喝酒
“学好一门技术，走遍天下都不怕” 曾经，在制造业这个领域中，许多基层劳动者都相信这句话。学习技术并不断精进它，是从纯体力劳动中翻身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一些年老的技术工人却经常发现，在自己体力衰退、受伤后，赖以为生的技术不再受到工厂青睐，他们也更容易被取代或被抛出劳动市场。在传统工业中，技术知识的发展已经成熟了，不会有多大变化，但掌握技术的劳动者受到的待遇、劳动者们对技术的看法却时刻变化着。这里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能不是工人们的技能好坏，而是工厂本身的运作模式、管理与劳动控制方法。 本文作者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进入两家不同类型的金属工厂进行田野观察，试图用一手经验来分析围绕技术知识、工艺和劳动控制这些概念产生的问题。第一间工厂制造汽车结构配件（以下简称汽车零件厂），整体员工数约500人，属于中型规模工厂。另一间则是典型的小微型工厂（以下简称阀门厂），员工人数只有20多人，制造工业用阀门。 两间工厂的产品虽然不同，但都进行铁制品加工，都涉及裁剪、冲压、焊接、组装、钻孔等技术过程，在技术原理上可以说非常相近。但两间工厂内基层工人对技术的看法、劳动力被控制与监督的形式和原理、工厂内的权力运作逻
荔枝的侧写 在大小年与气候异常的双重作用下，今年荔枝大幅增产111.26%，价格却暴跌70%，部分产区每斤仅售1至2元。荔枝虽然甘甜诱人，却因极难保鲜、采摘成本高，往年很少作为茶饮新品出现。而在今年，借着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文化加持和丰产的推波助澜，它成为了各大茶饮品牌争相追逐的新贵。但这场热潮背后，是市场机制对自然节律的扰动——荔枝的“大小年”本是荔枝和许多农产品固有的周期现象，但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被放大为歉收、高价时种树，丰产、价低时又砍树的循环陷阱，生产与分配早已脱离合理调节的轨道。 茶百道在荔枝新品的宣传文案中，煞有介事地强调“一杯奶茶里含有19颗荔枝”，试图说明产品的新鲜与诚意。可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传来的却是基层员工的吐槽： “又是剥、又是洗、又是煮，手套带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手都泡浮囊了。” “周末快乐，除了茶百道研发部。能干干，不能干换人，整天搞各种水果汁子。要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剥八、九十斤荔枝，手都磨烂了，真把员工当日本人整呢，顾客催完骑手催……” “……明天是我入职的第七天。听说明天还要开始商战零元购。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