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致、全面、深入分析工人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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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印象，通常都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行业头部巨大的规模、利润，和身边日新月异的建筑，与其相对的是建筑工人长年以来高强度的工作、危险的工作环境，和弱势的权利和法律地位，种种乱象，如今已经不是新闻。而包工头的角色，频繁出现于新闻热点中。如今，随着经济下行，从规模小的包工头到规模大的工程业老板，他们的职业本身却面临着新的困境。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包工头都表示建筑行业如今非常不景气，他们被上层的公司拖欠工程款，收款遥遥无期，稍有不慎即会付出被征信和被官方打压的代价，为了生存要抵押车房、贷款来周转资金，长期陷入垫资、贷款、套牢的循环中。 * 阿俊外墙装饰： 今天做了120万的外墙涂料，现在就给了40万，工资材料还欠二十多万，自己垫进去了二十多万，我现在只想拿到钱发完工资. （2025.03.26） * 迷茫散尽 呵呵拖了4年了还差125万，今天让出15个点才能结清，这就是工程人. （2025.03.26） * 姗姗鱼： 今天代发全部发给我们的工人了，不欠工人了，公司账上没收到一分钱，公司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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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关于年轻人“逃离工厂”的话题就会重新热起来。媒体喜欢讲那些成功出走、转行创业的故事，培训机构喜欢卖那些改变命运的课程，短视频平台喜欢推那些摆摊创业翻身的画面。但很少有人认真看下去，了解那些离开工厂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不是少数的样板，而是真实的大众。 本文作者在多家工厂有过亲历的打工经验，认识了许多在“出路”和“回厂”之间反复颠簸的工友。学技术的、开店的、跑外卖的、专升本的……每一条路都有人走进去，也都有许多人从里面空手走出来。 流水线给不了的，外面就会有吗？这一条条看似可能的上升的出路，为什么现实中总是十个人去走，九个人都走不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机率与努力的问题，而是真实的阶级问题。 我曾经在多个工厂中打工，几年间认识了许多年龄相仿的工人朋友。如今回忆起来，在认识的青年工人中，普遍隐藏着一种焦虑和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很多时候工友们只有借着酒劲才说出来： “再干下去我就废了，在工厂里和社会脱节”。 对许多工人来说，进厂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决定。有人曾在考公和进厂之间反复犹豫，最后还是走到了流水线前；也有人原本只想进厂短暂停留，攒一点钱就离开，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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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懒惰则冷酷合法 2025年10月间，“胖东来12年老员工未及时迎客被开除”的话题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得到了一定关注。事因是该员工在其所负责专柜理货时，未能按规定及时接待顾客。依据胖东来内部管理规定，此举属违纪行为，于是胖东来在2021年8月29日向该员工出具《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不服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于2022年4月14日由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在2025年10月引发舆论关注，实属一种“发现”：一个以优质服务、优厚待遇、优秀声誉著称的地方零售业龙头，忽然间展现出在这些美好形象背后严苛到残忍的要求，以至于长达12年的工作年限也无法从中挣得一丝余地。这种戏剧化的反差将胖东来的内部管理推到了前台，进入大众视野。 从劳动纠纷的角度来说，此事本身完全可以概括为“胖东来辞退违纪员工”。但话题发酵时却凸显了另外两条信息，其一是以12年工作年限确立的“老员工”身份，其二是触发辞退的具体违纪内容，即“未及时迎客”。正是这两条信息反映了舆论中的两种基本立场——同情员工遭遇，呼吁“通人情”的人性化立场；以及认可严格管理、服务至上的规范化立场。类似的案例在胖东来的管理中并非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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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秋季，笔者在一间生产不锈钢管件的工厂里做了两个月抛光工，主要在手工内抛岗位。进厂前，招聘话术讲的是“计件多劳多得，熟练了收入很高”、“做得快月入过万，甚至两三万”；进厂后，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标准与质检在不同环节不断变化、规则模糊，导致返工循环不止；而计件工资把结算口径绑在“最终合格”上，等于把所有风险丢回给工人承担。为了让这套系统还能转下去，管理用更重的纪律、更封闭的空间秩序来压人——但这些控制并没有换来稳定产出，反而导致了集体怠工：工友们宁可拖计时、慢慢打磨、降低产量，也不愿遵从不存在公平标准、前景难测的计件工资制。 这次进厂经历凸显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矛盾：高标准产品原本需要稳定工艺与清晰规则，以及更重要的是需要工人对于自己劳动过程有自主控制权，从而才能在具体的生产情境去配合和灵活运用这些工艺与规则。但车间里实际运转的，却是模糊标准、返工循环与过度纪律；计件工资在这种环境下不但无法激励，反而失效，最后工人以消极怠工进行应对。 高洁净度的产品要求，不完整的生产线 这家厂位于北方某新兴工业城市，是该公司2024年前后投产的新设厂区。它生产的是超高洁净度不锈钢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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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电子厂“四不干” 当我们讨论“电子厂”时，往往并不是指一个严格的产业链概念，而是指一类以装配、焊接和结构件加工为主的工厂，例如富士康、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联想等。这些企业主要位于电子产业链的下游，负责将上游已完成的电路板、芯片和结构件组装成各类电子产品。 电子产业是个极其庞大的整体，它包含了上游的硅晶、玻璃纤维板材等原材料制造，中游的集成电路生产、元器件封装、电路板制作（PCB）等工厂，以及下游的装配、整机装配、测试与包装，最终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飞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手机、电脑的重要部分。很多工人接触到的电子厂也都几乎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阶段，也是整个产业中劳动力最富集，工人待遇和工作环境最糟糕的部分。 工人抱怨最多的电子厂四不干是指印刷电路板（PCB）、表面贴装技术（SMT）、计算机数控加工（CNC）、流水线。从整个产业上来看，上游的基础原料（如金属、玻璃纤维等）进入PCB工厂，被工人加工成PCB板。PCB板进入下游的SMT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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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争议，这些不公正如何去裁判？ 劳动人事争议，是当劳动者与受雇公司产生不能解决的争端时，用来维权的法律武器。它包括从当事人和用人单位从调解到诉讼的全过程，网络上经常提到的“劳动仲裁”，则是在调解不成和诉讼之前必要的前置程序。根据全国人社局公布的数据，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各级仲裁委员会共受理129万案件，涉及145万劳动者，近三年的同比数据也连续上涨（来源）。这说明了劳动人事争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而它与劳动者权益紧密关联，也是就业环境的直接体现。 然而，在诸多案例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争议中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对等的。首先，双方的法律资源相差悬殊。普通劳动者对法律流程了解有限，在与用人单位拉锯，联系政府机构或法律援助帮助时会遇到阻碍、吃亏甚至被诈骗。反观用人单位直接掌握劳动者所需的证据，且通常拥有专业法务部门或律所资源，从纠纷开始到争议结束都拥有主动权。此外，程序衍生的各项成本对于双方也是不对等的。劳动者需一己承担其推进期间的劳力、金钱和时间消耗，作为单独个体经受抗辩的压力、迷茫和自我怀疑，更可能承受用人单位的恶意，甚至羞辱。即使程序完成，劳动者仍可能面对一系列难题，如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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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听起来，无尘服意味着干净、保护、规范，使用无尘服意味着良好的劳动保护。然而很多工人却在“拒绝”无尘服，这与无尘服本身的设计、使用环境、使用过程中管理失当，和使用场景中其他劳动保障的缺失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对无尘服的拒绝背后是对恶劣劳动条件的无声抗议。 无尘服，又称无菌服、无尘衣洁净服，防静电服，是一种常见于生物制药、食品、半导体微电子、光电、石油天然气化工、油运和煤矿等行业的工作制服。通常由聚酯纤维、尼龙或静电纤维组成，其主要作用是保护生产环境的清洁度，比如，在电子产品制造的过程中，由人体产生的微小的颗粒或细菌可能会污染产品，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无尘服的特殊材质使得其可以过滤空气中的颗粒和细菌，保持生产环境清洁度，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无尘服也起到保护工人健康的作用，在诸如生物制药、石油天然气化工、煤矿等粉尘或超细纤维较多的工作环境里，无尘服也可以起到隔绝粉尘通过呼吸、汗液和皮肤被工人吸收的作用。 这听起来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可以保证生产环境清洁度和产品质量，又可以保护工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无法接受无尘服呢？在抖音和快手的工人自述和直播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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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这张深圳杰科电子有限公司离岗证来自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张离岗证可能来自2000年代初期。虽然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离岗证”对于许多年轻的工人来说并不是过时的老物件，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工厂的管理制度、存在于基层流水线工人的日常生活中。 打工三十年：城市的控制似乎放松了，工厂的控制仍在变本加厉 在90年代后开始的打工潮中，农民工一脚踏进城市，迎面而来的是“暂住证”、“寄住证”，没有证件就没有合法身份，随时可能被驱赶、收容，甚至在收容过程中遭殴打致死。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 三十年后，城市治理表面上松动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暂住证取消，流动人口的制度性门槛逐步放开。不少一线、二线大城市也逐步放宽了户籍门槛，仿佛真的欢迎进城打工人留下来。虽然我们也都知道，城市官僚们真正想要的是年轻的劳动力，新的制度也更偏向有学历的人群。但至少，城市看上去是更自由了，“融入城市”这个概念也变得更为隐秘了。 但与此同时，工厂内部的控制却依旧延续着，甚至还变本加厉。 在抖音上，一位九十年代就进电子厂打工的老工人发问：“以前流水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上厕所，喝水拿离位证，拉长，组长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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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一门技术，走遍天下都不怕” 曾经，在制造业这个领域中，许多基层劳动者都相信这句话。学习技术并不断精进它，是从纯体力劳动中翻身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一些年老的技术工人却经常发现，在自己体力衰退、受伤后，赖以为生的技术不再受到工厂青睐，他们也更容易被取代或被抛出劳动市场。在传统工业中，技术知识的发展已经成熟了，不会有多大变化，但掌握技术的劳动者受到的待遇、劳动者们对技术的看法却时刻变化着。这里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能不是工人们的技能好坏，而是工厂本身的运作模式、管理与劳动控制方法。 本文作者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进入两家不同类型的金属工厂进行田野观察，试图用一手经验来分析围绕技术知识、工艺和劳动控制这些概念产生的问题。第一间工厂制造汽车结构配件（以下简称汽车零件厂），整体员工数约500人，属于中型规模工厂。另一间则是典型的小微型工厂（以下简称阀门厂），员工人数只有20多人，制造工业用阀门。 两间工厂的产品虽然不同，但都进行铁制品加工，都涉及裁剪、冲压、焊接、组装、钻孔等技术过程，在技术原理上可以说非常相近。但两间工厂内基层工人对技术的看法、劳动力被控制与监督的形式和原理、工厂内的权力运作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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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的侧写 在大小年与气候异常的双重作用下，今年荔枝大幅增产111.26%，价格却暴跌70%，部分产区每斤仅售1至2元。荔枝虽然甘甜诱人，却因极难保鲜、采摘成本高，往年很少作为茶饮新品出现。而在今年，借着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文化加持和丰产的推波助澜，它成为了各大茶饮品牌争相追逐的新贵。但这场热潮背后，是市场机制对自然节律的扰动——荔枝的“大小年”本是荔枝和许多农产品固有的周期现象，但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被放大为歉收、高价时种树，丰产、价低时又砍树的循环陷阱，生产与分配早已脱离合理调节的轨道。 茶百道在荔枝新品的宣传文案中，煞有介事地强调“一杯奶茶里含有19颗荔枝”，试图说明产品的新鲜与诚意。可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传来的却是基层员工的吐槽： “又是剥、又是洗、又是煮，手套带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手都泡浮囊了。” “周末快乐，除了茶百道研发部。能干干，不能干换人，整天搞各种水果汁子。要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剥八、九十斤荔枝，手都磨烂了，真把员工当日本人整呢，顾客催完骑手催……” “……明天是我入职的第七天。听说明天还要开始商战零元购。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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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今年（2025）4月开始推行外卖快递骑手"交通安全码"（下称交安码）等系列措施，将骑手个体分级为"绿、黄、红”三色安全等级，并要求平台企业将该标识直接与骑手从业资格关联。观察社媒，不少人反映，此做法令人联想起新冠封控时期的"健康码"，质疑措施必要性和具体成效。 不过，措施对一线骑手的影响，远不只一种一刀切管理的"创伤记忆"重现：以交安码为代表，上海近年推行一系列管理骑手群体的交通安全措施，试图介入外卖快递平台的劳工管理模式，也在过程中达成了更深入的劳动控制。 数据上的交安情况改善，实际上并不来自解决源头问题，而是进一步压迫骑手群体的”恶果”，令一线骑手陷入失声、失权境地。 交安码，联合的制裁？ 7月3日，上海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媒体说明了交安码的推行细则（1）： 上海针对快递外卖骑手群体推出交安码制度。依托新建的数据系统，政府以绿黄红三色标识骑手安全等级，要求企业将骑手个人交安码颜色直接关联其从业资格，并以骑手交安码统计信息进行企业、站点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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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的流水线工厂里，“班组”通常是最小的生产单位，多位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加上他们班组长的管理，组成了昼夜不息的产能。班组长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亦远亦近：班组长都是由升职的工人担任，担任长期工、有较高的学历、表现优秀等等因素让工人不难晋升到班组长。但同时，班组长代表着工厂的任务，在工人面前是督促产出、行为管理、施加压力的形象，是工人最频繁接触的，但是和工人们站在对立面的岗位。 网络上工人的记事中，工人和班组长之间的矛盾经常发生。如何去了解这一切的症结？在一个个“好”或“坏”班组长的面孔后，他们是否也有普遍的、被资本压榨的困境？ 升职的工人？班组长的职责解构 班组长的工作职责内容繁多，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管理与协调，安排组内工人在流水线的工作以保证进度；质量监督，确保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安全管理，确认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设备工具管理，包括对其定期的检查与维修；总体来说，一个班组能够正常运行的所有因素，都是班组长的负责范围。 以下是一则班长招聘内容： 生产班长（岗位职责） 职位描述 岗位职责： - 根据生产计划做好生产人员管理，包括人员的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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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0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律师高丙芳被控虚假诉讼一案进入到二审庭审的第十三天。在2024年12月结束的一审中，法院判决高丙芳犯虚假诉讼罪，刑期四年。截至目前，高丙芳律师和辩护人与审判长关于庭审程序、举证质证等流程多次产生异议，无法达成一致，庭上争执不断。此案引起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此案的起因源于被告人高丙芳律师在2019年代理的民事诉讼，是帮助农民工向总承包企业 — 泰安市粥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讨要所欠的工程款。在这起诉讼中，拖欠工程款的总承包企业欠款为265万余元，涉及到大约75名农民工。该案判决包工头陈负欠薪责任并要求偿还，同时建筑公司由于在工程分包过程中设计非法承包，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建筑公司负有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在判决后，建筑公司向检察机关反映，后者对高律师及两名包工头提起关于讨薪案为“虚假诉讼”的公诉，理由包括：包工头已经垫钱给农民工支付了部分工资，欠薪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包工头所提交的作为证据的工资发放表为事后制作，农民工签字时并不了解其意思。由此，建筑公司认为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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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越突然暴雷给员工权益带来的损害，在极越员工的团结一致抗争之下，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但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远不应该结束。前几期，有料就极越员工抗争行动本身做了详细的梳理，展示了员工的力量的同时，也指出未来类似行动可以提升之处。 这篇快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极越闪崩的资本运作基因。目前网络上关于极越闪崩的原因众说纷纭，加上事件本身涉及商业秘密，想要搞清楚时间前后的来龙去脉，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篇快评的目的并不是就极越的资本运作基因给出严密的分析，而是提供一个新的反思的视角。至于更严密的分析，恐怕需要研究者进行长时间的材料搜集和严密分析。 极越闪崩爆发于2024年年末。12月11日下午，极越CEO 突然然发布内部信并召开全员视频会议，承认公司目前正遇到困难，需要立即调整，进行“二次创业”。 公司当晚发布公告称，正积极推进融资，售后维保和新车交付环节仍将正常运行。但多位员工透露，公司所有业务已陷入停滞，多个团队“就地解散”，所有门店暂停营业；员工11月、12月的社保需要自行缴纳，12月开始的薪资无法发放，且公司仅计划保留极少数员工维持基本业务。不少员工对这一消息表示惊讶，公司数天前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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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前茶，贵如金”。清明节前采制的春茶，量少而品佳，因此极其珍贵，受到消费者追捧。然而与之相对的，是采茶女工似乎只能抢着在大锅里捞白水挂面当作午饭，夜晚和几十个女工友睡在铁皮棚房里的大通铺上。近期采茶女工的待遇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本文试图说明：为了获得额外收入而离开农村的采茶女工，的确可能面临极其恶劣的待遇问题，而这种营养不良和休息不足又会影响每天的劳作。但同时，提供给女工的待遇资本与不同的土地规模和劳动组织方式有关。相较于个体茶农，大型茶企和农户为了竞争更倾向于通过中介提高对女工的剥削程度。而茶叶产业生产与销售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导致的利润不均，则巩固了这种剥削模式，也使得小农式的茶叶生产难以得到改变。最后，需要澄清的是采茶并不天然和妇女绑定，女工们仍面临着传统分工、城乡对立、家务劳动、资本压迫等诸多结构性问题，而她们在茶园中形成的集体生活则是一种宝贵的反抗经验。 一、吃挂面、睡大通铺与摘茶叶 当小Q在网上看到关于记录采茶女工们极差的住宿和伙食的视频时，她想起几天前自己的母亲也去了南方的茶园摘茶叶，立刻给妈妈打去了视频通话。母亲在之前的电话里曾说，自己这边情况很好，吃住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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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重工业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庞大的钢铁巨兽，所有人在其面前都显得渺小。但真实世界中的重工业工厂是什么样子？这篇读者投书着重的不是工人们的辛酸，而是现场的劳动、制造与监督过程：风雨不断的厂房、高空的焊接作业、工人们在控制与自由之间游走的微妙状态。这篇文章描述了工人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寻找喘息空间，也呈现了焊工与管理者之间复杂的互动与权力平衡。 注：出于安全考虑，虽然这篇工厂随笔涉及的经验和想法都是真实的，但工厂具体所在地点、产品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我试图在不影响文章内容有效性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暴露工厂所在地点。 一、工厂背景：海港边的重工业 工厂位于一处大型海港。工厂所在地本身也是填海造陆而成的新生地。建在这种特殊地点的原因与土地价格较无关，而是因为这间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是大型钢铁结构，主要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等大型基础设施。位于海港，对工厂运输产品来说是优势，但对于生产过程来说却有诸多不便。冬季的海边风大、雨多，附近城市感受到的普通降雨，在此处可能会导致大量降水灌入工厂，甚至让工作无法继续。因为工厂本身生产大型钢铁结构，这些产品的长宽高都以数十米为基础起跳。这意味着工厂内也